左传研究哪家强？中国仪征刘家将（刘文淇）

　　道光八年，仪征刘文淇立志研究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从此《左传》研究成了刘氏家学，儿子刘毓崧、孙子刘寿曾、曾孙刘师培，四代人共同努力，《左传旧注疏证》方有可见之稿。

　　刘文淇，字孟瞻，仪征人。父亲刘锡瑜幼丧父母，12岁读书，为生计买来医术偷偷自学，居然成才，医术愈精，在扬州城行医，定居东圈门“青溪书屋”。刘文淇聪明爱读书，但家贫不能就读，他从小跟着舅舅凌曙，终于学有所成。
　　凌曙也有苦寒的童年，10岁读了一年多，无法维持，去香铺做了伙计，邻居有富人请了教师在家教子读书，凌曙就躲在外面偷听，几个月后被人发现呵斥，发愤买二手书白天干活晚上自学，20岁开始设馆教授童子并研治经学，阮元任两广总督时曾聘他入幕，兼教诸子。
刘文淇跟着舅舅凌曙学习到16岁，嘉庆九年到梅花书院学习一年，18岁开始设馆教徒，嘉庆十二年中秀才，十四年拔优贡生，道光八年，已经41岁的刘文淇与刘宝楠、梅植之、包慎言、柳兴恩、陈立同赴金陵参加乡试皆未中式，回程游镇江金焦二山时相约每人各治一经，刘文淇选择研究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从此《左传》研究成了刘氏家学，儿子刘毓崧、孙子刘寿曾、曾孙刘师培，四代人共同努力，《左传旧注疏证》方有可见之稿。
　　《至顺镇江志》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，阮元得到一本手抄本，录存副本两份，一藏家中文选楼，一藏焦山书藏，原抄本则进呈内府。当时镇江的包景维愿意刊刻出书，阮元即请刘文淇来校勘。刘文淇参照文选楼和焦山两处抄本，以及别人对此书所作的校对批语笺记，作了认真的校勘整理，编订为二十一卷，首一卷，并作校勘记二卷，附于志书之后。同时校勘的还有宋《嘉定镇江志》，刘文淇在《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序》中说：校刻古书难矣，而展转传抄之书，则校刻尤难……今因包君景维刊刻是书，相国阮公命文琪及子毓松重加校正……道光壬寅孟夏，仪征刘文淇识。
　　扬州岑建功刊刻武英殿版《旧唐书》和南宋王象之的《舆地纪胜》，延请刘文淇校勘，刘文淇选用包括阮元文选楼藏书在内的多种资料校勘，撰六十六卷《旧唐书》校勘记、五十二卷《舆地纪胜》校勘记，使这些古籍得以流存。
　　在倾心考证《左传》和为人校勘的同时，刘文淇利用资料优势，撰写了不少著作，如《楚汉诸侯疆域志》《艺记》《读书随笔》《青溪旧屋文集》《诗集》等。
　　道光十七年，阮元在北京任体仁阁大学士，刘文淇根据《左传》《吴越春秋》《水经注》等古籍记载，考证出唐宋以前的扬州地势为南高北低，与现在运河流向不同，撰写了《扬州水道记》四卷，寄往北京请阮元斧正并作序，阮元自己对地理颇有研究，曾有专著《禹贡东陵考》论述古扬州地势，因此在为《扬州水道记》作序时有较高评价：“仪征刘孟瞻经明文淇撰《扬州水道记》，综《吴越春秋》《汉书•地理志》诸书证明，扬州邗沟山阳渎地势，南高北下，谅哉斯言！非可以今日运河之水谬固于胸者也……辨证永和、宝历等年运道通塞，及瓜洲、瓜步水陆变迁，博览而又有识，故皆精核矣”。
　　阮元在肯定该文的同时，也对刘文淇的论文提出修改完善要求：凡地理书，须以图补之。嘱咐他给文章补上地形图。
　　道光二十年，刘文淇又撰写了《项羽都江都考》，已退休在家的阮元在为之作跋时夸赞道：刘孟瞻经明文淇作《项羽都江都考》，据《史记•秦楚之际月表第三格》，知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都江都……幸赖明眼人于旁行斜上蝇头细书之月表识别而出，而又得此霉烂蠹蚀五百余年之故纸为之确证，所以古本之可贵如此。
　　这一年，刘文淇为撰写仪征县志的事，多次向阮元讨教，并专门上书一封给阮元。关于编纂《道光重修仪征县志》，在本书第六章作专门介绍，这本古代仪征最好的县志，监修为知县王检心，鉴定为太傅阮元，总纂是刘文淇和张安保。